在西方语言中习用的“人文”一词来自拉丁语“humanitas”，这个词既有“文化”、“教化”、“教养”、“文雅”的意思，又有“人性”“人格”、“人情”、“仁爱”的意思。但自两千多年前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用这个词指一种独特的教育大纲起，后来使用拉丁语的人们就越来越多地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亦即主要是将希腊语中的“paideia”（指为了培养自由公民而实行的一种全面的文科教育）的意思赋予这个词，而不是将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d”(指人们之间一种友谊友爱的精神)的意思赋予这个词。这样，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人道”、“人文”和“人性”三个概念来做一些区分（这也大致符合这三个词的中文意思）：“人道”是指关心别人，甚至尤其是指关心弱势者，例如救死扶伤。当然，“人道”根本上应当是指一种同情、仁爱，以合乎人的身份和尊严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而“人文”则主要是指一种文化、教育、教化，以及个人通过这种教化所达到的一种自我实现和完善。“人道”是指真心关怀他人，是体现一种同胞之情；而“人文”是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种才华和德性（当然也包括道德的德性），同时也是展现人类各方面的最高优越性和独特性，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痕迹（“纹路”）。而“人道”和“人文”这两个方面当然都是符合“人性”的，符合既不同于“动物性”，又不同于“神性”的“人性”。它们恰好展示了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发展自己，一是关怀别人；一是致力于最高，一是垂怜于最低。古人更多地考虑前者，而今人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后者。所以，现代社会在最低的，尤其是物质生活的水准有所提高的同时，最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准却可能有所下降。那么，从历史的形态看，这种追求人类各种最高的可能性的“人文”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它旨在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呢？在西方，“人文”是与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分不开的。伯利克里曾自豪地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而“希腊”迄今也是西方人的学校，是人类的学校。古希腊人的人文教育是面向所有公民的教育，当然又是自我承担的教育；一个人要成为合格的公民，成为实现人性之卓越的人，应当从纪年起就接受这样一种教育，甚至在这件事上不惜气力，不吝钱财。每个公民都可以进入这种教育，但其天赋和决心的程度、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的程度自然会导致最后达到的成就的高下。这种教育的内容也许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是训练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义的音乐，包括诗歌、戏剧等艺术形式；二是体育，这里追求的不是片面的体能、记录，而是身体全面的均衡和优美。比较高级的是学习语言文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等较抽象的技艺，而最高的则是学习辩证法、哲学。当然，达到甚至愿意走到这一步的人就比较稀少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人文”或者说“人文教育”的富国。古代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为重要。但学习的次序倒可能是相反。如果说“书”、“数”是学认字，写字和算数的初级教育，“射”箭和“御”车则主要是锻炼体能和武艺；而“礼”、“乐”则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其中“礼”主要是有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教育。而“乐”则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重要的是，学习这些技艺并不是为了用作谋生的“一技之长”或者挣钱发达的手段，而是就以人本身的完善为目的。所以，在各种技艺中要保持某种平衡，要分清主导的技艺和次要的技艺，对于那些次要的技艺，甚至不能过分地去追求完善，尤其是当它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完善的时候。例如，亚里斯多德就对过分精通长笛不以为然。只是娴熟某一乐器而并不能完整地欣赏音乐以至文化，那只能是“雕虫小技”。古代奥林匹克竞赛会对“专业运动员”也是闻所未闻，那时所有的竞技都是业余的（amateur,爱美的）。不仅体育竞技是业余者参加的，诗歌、悲剧的竞赛也是业余的，甚至竞争的各种官职也基本是业余的，而集各种业余于一身则是全面。“人文”的教育所追求的理想是博大、优雅和完整，因为人是完整的，世界是完整的，人不能片面地割裂自己，不能物化，“君子不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学习和训练内容都是为了培养德性，都是为了人的博雅、卓越和完美。古希腊人的德性（arete）不是庸常的德性，也不仅是道德的德性，而是表征各种各样的卓越。他们推崇的四种主要德性、是智慧、勇敢、节制（或者说中道平衡）和公正。我们这里也许要特别说一下勇敢。因为“人文”似乎有时给人以“文弱”的印象，似乎总是在书斋里和书本打交道。但是，“人文”并不是“文人”。我们从上面古人的训练内容也都可以看到，其中绝不缺少训练身体和意志的内容。苏格拉底不仅智慧，而且绝对勇敢。中国的“人文”传统发展到后来的确有点过于文弱了，它埋在书卷里的时候也许是太长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注放一点野性，注放一点生命的活力和勇敢，让我们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蛮”一点（当然也不失内心的优雅甚至某种温柔）。我写下这一段还因为：当我刚答应为《中国研究生》创刊号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却得知了北京大学登山队五名同学在攀登西藏希夏邦马峰时遇雪崩而遇难的消息。我心里很疼惜，也很矛盾。我赞美冒险精神，也珍爱生命，尤其是如此年轻、有活力的生命。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痛惜和哀悼的文字，但也有另一种理解，例如说到“登什么山？有本领就登科学高峰。”有的则认为这是“虚荣心的悲剧”。学生当然是要以学为主，做其它探险的事情的时候也要头脑极其冷静和小心。但是，世界上是没有绝对安全的事情的，我们面对的世界总是有不可预测是，不可抗拒的因素。那为什么还要冒险登山？一位伟大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简单地说，就因为“山在那里”。但我们也许还要补充一句，还因为“人在这里”。或更正确地说，是有一种人在这里，是像马洛里一类的人会这样说话。这些人看到了山就会莫名地激动。我倒不认为这是要去征服自然，自然是征服不了的，甚至保留有的山如梅里雪峰，不让它印上人类的足迹也挺好。在我看来，这种攀登和冒险毋宁说是要不计功利、不畏艰险和牺牲地追求人类自身的卓越，而这种追求卓越正是人文精神的真谛。这些孩子永远地长眠在喜马拉雅山了。但是，我希望在北大校园里能竖立起他们的铜像。我也曾在网上读到有的同学数月苦苦准备考Ｇ或Ｔ，偶从新东方学校出来看到与自己久违了的人间消遣和快乐的复杂心情，我能体会这种心情，其中虽有遗憾，但也不乏坚毅、勇敢甚至某种快乐。但是，我们还得判断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何种管理重要性，以及这种重要性是否与付出的代价相称。如果这种考试随着大家都如此准备，因而水涨船高越来越耗费时间，甚至考了好成绩得到全额奖学金也常遭拒签，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把自己在校的几年宝贵时间的主要精力都放到这上面是否值得。我们好歹得注意使自己人格的其他重要方面不致萎缩，注意使自己对人类卓越文化的主要方面不致闻所未闻。这里所说的是教养，是素质，是文化的格调和品味。这种教养和素质最好在年轻的时候，尤其在大学的时候就基本养成，而只有建立在这教养之上，并纳入人类的卓越文化传承的专业成就才有望可久可大，个体的生命也才不致片面和枯燥。今天大学里的学科划分一般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主干就可以现成地用们常说的“文史哲”来指称，或者再加上艺术。较广义的“人文学科”则还可以包括诸如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考古学等等。作为专业的人文学科也许并不需要多少人去从事，但是，在某种知识线以上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也许最好能对人文有一种基本的了解，或至少有某种感觉。但也许我还是没有深入接触到这个问题：亦即“人文”教育虽然并不许诺给我们任何实惠，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承担它？在此，我想引施特劳斯的《什么是自由教育？》一文结尾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自由（人文）教育，作为与最伟大心灵的不断交流，是一种最高形式的温顺（modesty）——且不说谦卑(humility)——的试验，它同时是一次勇敢的冒险，它要求我们完全冲破智识者的浮华世界，它和他们的敌人的世界完全相同，冲破它的喧嚣、它有的浮躁、它的无思考和它的廉价。它要求我们勇敢，并意味着决心将所接受的观点都仅仅当成意见，或者把普通意见当成至少与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见一样可能出错的极端意见。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的解放。希腊人对庸俗有一个绝妙的词：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验。而自由教育将赠予我们这样的经验：在美好之中。”的确，真正进入了这种教育，我们将获得一种珍贵和美好的经验，这是和人类曾经有过的最好的心灵交流的经验。一般来说，我们将不愿把这种经验和任何东西交换。当然，这种进入是任何其他人都强迫不了你，也代替不了你的，甚至进入者很难清楚地把这种经验告诉你，最重要的是自己去阅读，去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去细心体会和感悟，去和那些伟大的心灵对话。我们需要有某种行动和体悟，去读那些无字之书，但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也还是阅读那些人文经典。在经典里面，不仅凝集了那些伟大心灵的思考，也结晶了他们的行事。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经典来达到他们。经典就是我们穿行于各个高峰之间的索道，它也给我们提供一种评判自身和社会生活的标准。只有那些有过好几种经验的人，才能比较好地在这几种经验之间进行判断和取舍。现在的大学，乃至于整个现代社会的潮流和气氛对于人文教育并不是很有利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更重视自我教育、自我陶冶，人文教育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使一个人成为像那些最优秀的雅典人一样的公民，有一颗自由、独立、勇敢的心。当然，它还期望建立起富有人类个性的卓越主体，展示人类最高的可能性。正如歌德所言：“尽善尽美是上天的尺度，而要达到尽善尽美的这种愿望，则是人类的尺度。”
许倬云：现在的人只是检索机器，不是思考者
《谁塑造了我们：读懂“活在当下”的中国先哲》（全二季）